我的舅舅索斯泰纳

像世上许多人一样,我的舅舅索斯泰纳是个自由思想家,一个因愚昧无知而成为的自由思想家。有人笃信宗教,也往往是由于同样的缘故。一看见神父,他就愤怒得令人难以置信,又是挥拳相向,又是用手指做牛角状[3],还趁对方看不见摸摸某种铁器。其实这已经是一种信仰,对毒眼的信仰。对于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信仰,世人不是全盘接受,就是断然拒绝。而我呢,我也是个自由思想者,或者说,人类因为怕死而发明出来的一切教义,我都深恶痛绝。卡纳莱斯可是我并不仇恨圣堂寺院,不管它们是天主教的、使徒教派的、罗马教会的、新教的、俄罗斯东正教的、希腊正教的、佛教的、犹太教的,还是伊斯兰教的。再说,评价和解释这些寺院,我有自己的方式。一座寺院,是对未知的崇敬。思想越扩大,未知就越缩小,寺院也就越不稳固。不过,我要在寺院里放上些望远镜啦、显微镜啦、发电机啦,用来代替香炉。就是这么回事!

我舅舅和我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分歧。他是爱国者;我呢,我不是,因为爱国主义,这也是一种宗教。它是战争的祸根。

我舅舅是共济会会员。我呢,我公开宣称共济会员比那些虔信的老太婆还要愚蠢。这是我的看法,而且我仍然坚持这种看法。如果非得有一个宗教的话,在我看来那个最古老的也就够了。

其实这帮傻瓜不过是在效仿神父们。他们用三角[4]代替十字作为标志。他们也有教堂,管它叫“会所”,有一大堆不同的仪式:苏格兰仪式啦,法兰西仪式啦,大东会仪式啦,尽是些笑死人的无聊的玩意儿。

再说,他们要做什么呢?挠挠手心,表示互相帮助。我倒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。他们只是把基督教“你们要互相帮助”的格言付诸实践罢了。唯一的区别,就是挠不挠手心。不过,借一百苏给一个穷鬼,犯得上搞这么多繁文缛节吗?把布施和援助视为义务和职责的教会中人,总在他们的书信开头写下J.M.J.[5]三个字母。共济会员在他们的名字末尾点三个点儿。哥儿们,半斤八两!

我舅舅总是回答我:“我们正是祭起宗教来反对宗教。我们以自由思想作为消灭教权主义的武器。共济会是一座堡垒,任何想要拆除神坛的人都可以加入。”

我则反驳说:“可是,我的好舅舅(在心里我却说着:‘老糊涂’),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一点,你们不去摧毁,而是在组织竞争;这样只是压低了价格,如此而已。再说,如果你们只允许自由思想者参加你们的队伍,倒也罢了;但是你们却来者不拒。你们中间有大量的天主教徒,甚至一些教权派的头目。庇护九世当上教皇以前也是你们的人。如果你们把这样拼凑起来的结社称作反教权主义的堡垒,我看你们的堡垒呀,也未免太脆弱了。”

我舅舅听了眨眨眼睛,补充道:“我们真正的行动,最可怕的行动,在政治方面。我们是在持之以恒、稳扎稳打地摧毁着君主政治的精神。”

这一下,我禁不住叫了起来:“啊!是的,你们都是些机灵鬼!如果您对我说共济会是个选举工厂,这我同意;如果您对我说它是诱导人们投票给各种色彩候选人的机器,我也决不否认;如果您对我说它没有别的功能,除了欺骗善良的民众,把他们征集来,像送士兵上火线一样把他们推向投票箱,我也会赞同您;如果您对我说它对一切野心家来说都是有用的,甚至是不可缺少的,因为它把每一个会员都变成了选举干事,我会向您大声疾呼:‘这再清楚不过了!’但是,如果您硬要对我说它在摧毁君主政治的精神,我可就要当面笑话您了。

“请您稍微仔细地瞧一瞧这个庞大而又神秘的民主结社吧。它在法国帝国时代的大导师是拿破仑亲王;在德国的大导师是皇太子;在俄国的大导师是沙皇的弟弟;汉伯特国王,威尔斯亲王,世界上所有戴冠冕的脑袋,都是它的成员呢!”

这一次舅舅凑在我的耳边悄声说:“的确是这样,不过所有这些王侯都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的计划服务。”

他们见了面,就神秘兮兮地用各种触手的动作交换暗号,简直可笑极了。我要是想惹舅舅发火,只消提醒他,狗也有一套和共济会一模一样的互相识别的方法呢。

然后,舅舅把这个朋友领到角落里,就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泄漏给他似的;他们隔着桌子相对而坐,不论是互相审视,彼此观察,还是交杯换盏,他们都有一套特殊的方式,眼睛一眨一眨的,仿佛在不停地说:“咱们是自家人,对不?”

一想到世上有好几百万人这样装腔作势而又乐此不疲,真让人受不了!我宁愿做耶稣会的会士。

赶巧,在我们这座城市就有一个年老的耶稣会士。他是我舅舅索斯泰纳的眼中钉。每次遇见他,哪怕只是远远瞅见他,我舅舅也会念念有词:“坏蛋,滚开!你瞧吧,这混账东西总有一天会来害我。我感觉得出来。”

圣周[6]临近了。我舅舅打算在星期五组织一次肉食晚餐,一顿像样的晚餐,会有安杜依灌肠和猪肉灌肠。我极力反对,说:“那一天我会照常吃荤,不过我是独自一人,在自己家。您搞这种示威,很愚蠢。为什么要示威呢?别人不吃肉,碍您什么事?[7]”

可是我舅舅很坚决。他邀请了三个朋友到本城最好的一家饭店进餐;因为是他买单,我也就不再拒绝参加这场示威。

我们四点钟在生意最火的佩内洛普咖啡馆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;我舅舅索斯泰纳声音洪亮地谈论着我们点的菜。

六点钟开始上菜,十点钟我们还在吃;我们五个人喝了十八瓶优质葡萄酒,外加四瓶香槟酒。这时,我舅舅提议搞他所谓的“大主教巡访”。每人面前有六个小酒杯,摆成一排,斟满不同的利口酒;他们必须在数到二十以前一杯杯喝完这些酒。这很傻,但我舅舅索斯泰纳却觉得很“应景”。

十一点钟,他已经烂醉如泥,只得雇车把他拉回家,扶他上床睡下。他这次反教会示威,看来注定要演变为一场可怕的消化不良了。

我也醉了,不过醉得开心;在返回住所的路上,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不够信义、但却能完全满足我的怀疑主义本能的念头。

我正了正领带,做出一副难过的表情,像发了疯似的拉响那位老耶稣会士的门铃。他耳背,让我好等。后来我用脚狠踢,房子都摇晃了,他才终于在窗口探出戴着睡帽的脑袋,问:“找我有什么事呀?”

我大声疾呼:“快,快,尊敬的长老,给我开门;有个已经绝望的病人一定要请您去做圣事!”

那可怜的老头儿立刻套上一条裤子,道袍也没穿好,就跑下楼来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,我的自由思想家舅舅突然感到很不舒服,看来要生一场大病;舅舅对死亡万分恐惧,希望见他,和他谈谈,听听他的高见,更好地了解宗教,向教会靠拢,当然喽,还希望做忏悔,领圣体,以便在跨出那可怕的一步时可以心安神泰。

我还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补充道:“总之,他希望如此。这样做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,但愿也没有什么坏处。”

老耶稣会士惊喜交加,浑身哆嗦着对我说:“孩子,请稍等,我就来。”但是我连忙说明:“对不起,尊敬的神父,我就不陪您去了;碍于信仰,我不能那样做。我刚才甚至拒绝来找您。因此拜托您别说见到过我,就说您是得到上天启示才知道我舅舅生病的。”

老头儿允诺以后,就匆匆走去,拉索斯泰纳舅舅的门铃。正在伺候病人的女仆立刻来开门;我眼看着那件黑道袍消失在这座自由思想的堡垒里。

我躲在隔壁的门洞里等着看热闹。要不是生病,我舅舅一定会把这耶稣会士打个半死,可我知道他现在连胳膊也动弹不了,我幸灾乐祸地寻思:这两个对头狭路相逢,会出现怎样令人无法想像的场面?出现怎样的恶斗?怎样的激辩?怎样的惊愕?怎样的混乱?在冤家路窄的情况下又会有怎样的结局?要知道我舅舅发起怒来,只会让局面更难收拾。

我独自一个人捧腹大笑,并且一迭连声地低声说着:“哈哈!多么妙的玩笑,多么妙的玩笑!”

不过天很冷,我发现耶稣会士过了好久仍不出来。我心想:“他们一定吵得不可开交。”

一个钟头过去了,接着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过去了。尊敬的神父还没出来。发生了什么事呢?难道我舅舅看见他,冷不防气死了?或者他把这穿道袍的人杀死了?或者他们俩互相吞噬了?这后一种假设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,因为我认为舅舅现在连一克食物也吃不下去了。这时天已大亮。

我惴惴不安,可又不敢进去,这时我想起有个朋友正好住在对面。我走去找他,向他说了实情。他先是一惊,不过接着就大笑起来。我就埋伏在他的窗口下。

直到六点钟,耶稣会士才出来,一副安然自若、踌躇满志的神情;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远了。

这时我又惭愧,又胆怯。我拉响舅舅的门铃;女仆出来开了门。我没敢向她打听,就一声不吭地走上楼。我的索斯泰纳舅舅躺在床上,脸色煞白,面容憔悴,神情沮丧,目光忧郁,胳膊疲软。一张小圣像用别针别在帐子上。

“我也不知道;很奇怪。不过,最怪的是刚从这儿出去的那个耶稣会神父,你也知道,就是我以前不能容忍的那个人,嘿,他居然得到上天的启示,得知我的病情,跑来看我。”

“真的,他确实来了。他听到一个声音叫他起床,到我这儿来,因为我快死了。这是一道天启。”

过了一分钟,我尽管心里说不出的高兴,还是强装气愤地说:“舅舅,您这个自由思想家,您这个共济会员,怎么能接待他,而不把他撵出去呢?”他好像有些不好意思,结结巴巴地说:“你听我说呀,因为这件事实在太蹊跷,太蹊跷了,完全是天意呀!再说,他还跟我谈到我的父亲。他从前认识我父亲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;不过我当时有病,病得很厉害!他尽心尽意照顾了我一整夜。他真是太好了。多亏他救了我。他们这些人,多少都懂一点医道。”

“是呀,没错。见他待我这么好,我就留他吃了顿午饭。他是在我床边这张小桌子上吃的;我只喝了一杯茶。”

“别瞎说,加斯东;有些玩笑开得太不得体。我这次生病,他对我的关心比亲人还好,我希望别人也尊重他的信仰。”

“我们玩了一把别吉格[8],然后他念日课经,我读他带来的一本小书,那本书写得不错。”

“可以说是,也可以说不是;更准确地说不是。这是他们在中非洲传教的故事,不如说是一本写旅游和冒险的书。这些人在那里做的事,很了不起啊。”

我开始感觉到事情不妙。我站起来,说:“好吧,再见啦,舅舅,我看得出您正在脱离共济会,皈依宗教。您变节了。”

我问:“您那个耶稣会士,他下次什么时候来?”我舅舅喃喃地说: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,也许明天吧……不过也说不定。”

我这个玩笑真是弄巧成拙!我舅舅彻底改变了信仰。如果仅止于此,倒还无所谓。天主教也好,共济会也罢,在我看来,不过是黑猫白猫。最糟糕的是,他刚刚立了遗嘱,是的,立了遗嘱,竟然剥夺了我的继承权,先生,把遗产留给了那个耶稣会神父。

[1]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八月十二日的《吉尔·布拉斯报》;一八八四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《隆多利姐妹》。

[2] 保尔·吉尼斯蒂(1855—1932):记者,通俗喜剧作家,风俗小说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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